门外汉

   因为有亲人住院，所以自己得以在高淳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出出进进四天。亲人四天的花费约在3000多元，从住院的天数与治疗看，这个数字对于农民来说是不小的。我帮打了一张项目清单出来，其中的项目比较多，虽然体现出医生对病人的“关怀”，但是每一次的“关怀”都是以钱为基础的。这与具体的医生护士没有关系，而与医院的“规定”以及整个医疗系统的运作有关，而医生对病人的无数次的“检查”也就藉此获得了“负责任”的美誉。为避免出医疗问题后摆脱责任而完全遵循“规定”，不按照具体情况办事情，这其实是对病人的一种更大的不负责任，当然，错不完全在医生。我们能够理解具体的医生的行为，他负不起经济与声誉损害的责任，但是老百姓却也因此受到了更大的损害，甚至出了医疗事故还不自知。

   我对于医院的一些收费也是有保留意见的：比如，当病人用了某种药物而出现强烈不良反映时，这经济与精神的损失谁来埋单，自然是病人。当医生并没有完全了解药物、病人，尤其是药物与病人的关系而导致病人不良反映强烈，使剩余的药物报废，这种责任，难道能够完全推给病人？

    医院的电梯收费似乎也不妥当吧。当然，院方可以拿出物价部门的准收文件，但是中国的物价部门本身就存在大量问题，他们所核定的项目及其价格有多少值得推敲？老百姓对其接受度又有多高？所以现在有了“价格听证”的说法。

    医院将楼房建得那么高并安装电梯，这是为了节约成本，而事实上这种已经经过节约的“成本”很快又通过电梯费而转移到了病人头上，而不会因为成本减少而对病人“网开一面”。

   为什么医院要殚精竭虑地想办法来名正言顺地向病人收费，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家对医疗方面投资太少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位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同学跟我谈起那里的福利，说在澳大利亚，教育、医疗都是免费的，连水电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免费的。再看中国，哪样不收钱？到了高淳就更加不得了，比如，义务教育是免费了，可是你去问问老百姓，他们投资在教育上的钱是不是减少了？恰恰相反，而是比以前“名正言顺”地多了。

   “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，邓让中国人富起来了，江让中国人强起来了。”我经常琢磨后两句话，想，倘把中国上万亿的外汇储备花在老百姓的教育、医疗、住房三大件上，请问，中国能够叫富吗？中国的富，富在政府，富在寡头，普通的老百姓，尤其是农民，却还在承受新的“三座大山”啊！所以，我怀疑这三句话是政客与叭儿狗的文人编出来的“功德”。

   国家提出扩大中产阶级，我很赞成这个战略，但是这是长期的任务，中国目前的一代老百姓成了牺牲品，他们在呻吟。如何迅速地解除普通民众的痛苦，古人的做法是“劫富济贫”，现在的做法是“叫花子篓里抓冷饭”，换成古语叫“损不足而奉有余”，不是么？《保护私有财产法》不就通过了么？叫花子的一个“篓“是不需要保护的。

   不能改变大世界，那么我们就改变高淳这个小世界。笔者曾有幸聆听了县委一位主要领导的“精彩报告”，他在大会上对高淳某项事业收费太高而大发感慨，我听了他的感慨，在台下也大发感慨——认识到出了问题，作为一个县委主要领导却置身事外，高淳的老百姓还有盼头吗？但愿回答不是否定的。